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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隐私权的历史基础

时间:2019-08-21 01:12 点击:

  核心提示:引言“全面考察现行法律后,我们发现所谓的‘隐私权’不能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找到令人信服的落脚点;此外,我们也无法在不严重扰乱法律职业和公众长期奉行的秩序...

  “全面考察现行法律后,我们发现所谓的‘隐私权’不能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找到令人信服的落脚点;此外,我们也无法在不严重扰乱法律职业和公众长期奉行的秩序的前提下引入这项权利……(上诉法院支持原告AbigaliRoberson关于隐私权的诉求)的判决应予推翻。”

  ——1902年,纽约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AltonParker在Roberson诉Rochester公司一案中的判决

  1900年,美国纽约州,19岁少女Abigali Robertson在照相馆拍下一组相片。之后,她的男朋友询问她:能否让他的朋友依据相片为她画一幅肖像?Robertson不疑有他,寄出了一张侧面半身像。她不知道的是,男朋友虽然没有撒谎,但也没有告知全部真相:朋友确实会为Robertson绘制肖像。然而,这是因为朋友接受了一笔商业委托:当地一家磨坊需要一位“年轻且有吸引力的女子”的画像做宣传。很快,Robertson发现印有自己半身像、上书“家用面粉”字样的传单遍布大街小巷,这样的传单一共引了25000份。

  Robertson愤而将企业告上法庭,以侵犯隐私权为诉因,要求巨额赔偿。在当代社会,磨坊的行为无疑将受到法律的惩戒;然而,在当时的美国,之前并没有类似的案例。在一个法律体系相当注重判例的地方,如此注定困难重重。尽管初审法院支持她的诉求,上诉法院的决定却给了Robertson一记“当头棒喝”:7位法官,3位支持她的诉求,4位反对给予赔偿。时任纽约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的Parker撰写了判决。如文首引用所示:出于“从无先例”及“惧怕可能引发的海量诉讼”这两重目的,他们拒绝赋予她所谓的“隐私权”。

  这已是百年前的往事,然而,其中的多个侧面足以唤起当代的思考。当时,快速曝光技术的改进,让抓拍个人的糗态变为可能。相比闲话与文字,新技术带来的困扰超出了许多人想象的边界。对于互联网及人工智能,我们怀有相似的担忧。而即使是相当老练的法官,在亲身体验到无处不在的窥探前,也会低估保护个人隐私的重要性——当年的判决有多冷漠,次年的嘲讽就有多辛辣。针对隐私保护,现在也有许多类似的讨论。

  近年,技术迅猛发展,尤其在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隐私领域,称国内发展速度为“一日千里”也毫不过分。无疑,如此迅猛的进步将冲击各项权利的边界,推动各方重新平衡权益。然而,不同的平衡方法并非全无优劣之分:有的路径可能更为平稳,有的路径可能波折颇多。在罕有积累可资参考的前提下,借“他山之石”攻玉,是前行过程中颇有必要的一步。当发展进程面临类似问题时,其它国家怎么做?无论是成功的探索,还是失败的尝试,经历恰当的比较分析以后,都可成为探寻当代隐私问题的养分。

  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k S。 Lane)的著作《美国隐私:一部四百年史 (American Privacy: The 400-year History of Our Most Contested Right)》是相关进路的良好起点。莱恩本科毕业于阿姆赫斯特学院,获美国研究及古典学学士;自波士顿学院取得法律博士后,他先后在律师及计算机取证行业浸淫多年,同时兼顾写作。如此综合背景,让他成为最适于执笔作隐私史的人:既熟稔法律,又了解技术;既能将以上内容放到历史脉络中思考,又能以流畅文笔表述。

  前述Robertson案例即引自《美国隐私》第二章。以上分析不是孤例,纵览全书,作者将技术、人性、商业与规制编织起来,展现了在美国,“隐私”这一概念与权利,是如何一步步演化至今日的面貌。从抗争英国的通用协助令(General writ of as-sistance)到对相机的普遍担忧,从消费者信贷对隐私的大肆攫夺到监管机构的“步步紧逼”,今日规条的许多具体部分都可追溯到久远以前的历史。当代固然复杂,背后驱动的因素却未必有本质区别;他国当年倚之应对的观念与措施,也可作解释当下问题的框架。当然,在发挥“以史为鉴”的功能时,反面的启示也值得我们注意:如果一项诉求并无相应心态或土壤支持,简单的移植或许并不能取得预期的良效。

邮差与税吏:意识觉醒的“功臣”

  18世纪以前,隐私固然脆弱,侵犯隐私的力量也相当原始——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平衡。居住环境是不可忽略的“底色”:如作者所述,对17、18世纪的美国而言,保有自己的空间、远离他人的视线,是偶尔才能满足的奢望。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建筑的布局都相对紧凑。一般的家庭中,不要说孩子没有单独的卧室,连父母都未必有自己的房间。和其它地方的紧凑乡村一样,无论是家里的杂事,还是在学校或工场发生的事,都会很快传遍整个社区。因此,当代隐私观念的许多要点,在当时的美国还远未成熟。

  然而,这并不代表着人们不注重隐私。恰恰相反,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会非常愤怒;当侵犯隐私的现象变得相当广泛,政府也会介入监管。唤起人们隐私观念的第一大“功臣”,无疑是那些可恶的邮差。

  直到17世纪末,统一的邮政网络才在当时美国的部分地区建立起来。在此之前,进行长距离通信的唯一办法便是托人捎信。这些“神通广大”的邮差在港口、酒吧或城镇中心收信,再以“接力”的方式将信件层层转递给收信人。旅程之余,出于好奇、恶作剧等多种原因,他们常常会拆开信件,以其中内容打趣取乐。

  自己信件被陌生人拆开的感受与父母偷看自己日记的感觉或有颇多相似:自己最私密的思想与情感都赤裸裸地落于他人之眼;他人在悍然偷窥的同时,还表露出相应的轻慢。

  负面现象频发,推动时人摸索隐私保护的各种路径。一方面,封戳开始在北美广泛使用。当然,技术并不完美,送信者常有办法在不致损坏封戳的前提下打开信件;即使收信者发现封戳损坏,其中内容早已“昭告天下”,他/她也未必有办法惩治送信人。现代密码学尚未诞生的年代,类似问题很难得到彻底的解决。

  另一方面,旨在保护隐私的制度变革也在悄然进行。首先是统一的邮政制度:相比之前依赖捎信人的投递方式,借助邮政系统送信更加可靠,送信者的纪律也更有保障——当然,这并不能保障邮差不会偷拆信件。由于类似现象在英国本土及殖民地的猖獗,安妮女王专门颁布法律,定下两条规定:首先,任何人不可故意拆开信件,或放任信件被拆开。违者可能被罚款25镑(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其次,任何邮政系统的工作人员在就职以前都要宣誓,其中便有明言“我不会拆开信件……亦不会放任信件被拆开等内容”。

  邮差之外,另一引起隐私争议、唤醒相关隐私的角色是税吏。即便是日不落帝国,面对连绵的战争,也总有吃紧的时期。薅殖民地的“羊毛”,成了政府面对财政危机的自然选择。18世纪中后期,英国多次对北美殖民地征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高税率带来的是猖獗的走私。帝国的反应是相应加大执法力度——政府签发多份前面提到的“通用协助令”:持有令状者可凭自己的判断,搜查他/她认为有必要的一切人身或地点;只要签发令状的英王仍在世,令状就将一直保持有效;无需司法程序,持有者即可自由转让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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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采集侠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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